闪电侠第一季

每次看完大鹏导演的新电影，总是惊讶于他的进步之大。

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他的新高度，表达商业，符合当代审美。

马伯庸的原著严谨考究、行云流水、余味悠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小说也就七万字，篇幅适中，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是最合适的体量。

骨架既有，填充肌肉和经络还是颇考功夫。

创作者遵循小说架构去设计剧本，节奏打点精准，喜剧主要集中在前面，以轻快的笔调写沉重的主题，表面喜乐实则悲凉。

开篇即以“荔枝使”来布局，点出这场“荔枝鲜”背后的权力游戏。

随后，快速勾勒出人物形象——上林署九品监事李善德，从意气风发少年郎初入城起笔，继而铺陈长安百态和人到中年的官场浮沉，各阶段像极了职场中的我们——早高峰、喊口号、背锅、加班、被抢功，耗费半生才换来一间陋室，还得面临房贷重压。

马上就引出接下来的核心事件——掉入同僚设下的陷阱，接下了“荔枝使”这个烫手山芋，这任务也像极了职场中被强加的不切实际的绩效指标。

刘署令对李善德的威逼利诱，找替死鬼、许诺升职都是典型的职场PUA和画饼行为。

唯有家庭生活是职场外的温馨港湾，妻女的陪伴使仕途少了一点寒苦，多了一点红袖添香的浪漫温情。

听说岭南荔枝最为美味，圣人为博贵妃一笑，要派人将鲜荔枝从五千里之遥的岭南运到长安。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个任务天然具备强烈戏剧性。

看似升迁美差，实则生死茫茫。

李善德的个人命运、家庭未来与任务成败直接绑定。

而破解之道，唯有依靠算学和实验不断试错，将原本的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

故事分阶段呈现了他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种任务驱动型叙事，让角色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观众仿佛跟他并肩同行。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有了可视化的还原，特别是双层瓮、移栽法、格眼簿子、转运舆图等，又辅以台词的解释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保留了逻辑的严谨性。

因为李善德精于算学，数字贯穿全片，倒计时数字营造出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和速度感。

李善德的理科生思维，助他一步步破解难题，展现了逻辑思维的力量。

从算房贷的数字到荔枝腐变时间，再到转运路径，还有与杨国忠对峙那场戏，是数学的纯粹理性与权力的激烈对撞。

数字不仅是情节要素，更成为衡量人性代价的标尺。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流血牺牲，路程、时间、成本，都在提醒人们关注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苦难。

另一个重点是官僚体系的运作，李善德返回长安调配资源，却在官场中遭遇了连续的“踢皮球”（门前广场还真有几位官人在踢球），简直就是“官场现形记”的生动写照。

职场老登们各个推诿，活脱脱与打工人推进项目时的遭遇如出一辙，流程繁琐、部门推诿、避重就轻，好一句"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的职场潜规则。

与杜少陵一番牢狱深谈后，李善德终于开悟了，他将转运计划全然献给杨国忠。

后者对于“流程”的论断是这么说的：“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这里是对小说原文“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的改写，虽然只是换了角度，但从杨国忠嘴里说出来更有威慑力，实为权力本质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弱者被规则束缚的现实。

李善德之前被流程卡死，现在又借助特权跳过流程，他拿着这块无人敢挡的牌子，被一路开绿灯，他亦有获利：房贷已清偿，同僚对他马首是瞻，那一幕颇有几分胡建林“裁员广进”的意味。

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几个关键时刻没能挺身而出——人微言轻和默许砍林，这是体制对个体价值观的异化。

当他目睹驿站内人去楼空的破败景象时，那句“即便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再次回荡耳畔，他开始觉醒了，这才有了之后对异化的反抗。

李善德、驿卒、荔枝农和林邑奴，都是体制内谨小慎微的螺丝钉，都是上层实现目标的工具，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被系统性地忽视，这就是牛马被资本或体制“工具化”的写照。

算学能算转运之法，也算清了杨国忠这潭浑水里的利益链条。

杨国忠所说的荔枝转运费的布资方法竟是通过强征劳役、克扣驿银来抵免税赋，它将国家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农民阶层。

李善德的斗胆对峙揭开了这盛世画皮下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或许地下的腐败早就盘根错节。

那些小官踢皮球还要遮遮掩掩，右相却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中饱私囊。

李善德为百姓发声，是他人格觉醒后的呐喊。

故事讲到这儿，早已超越了荔枝转运的故事，而指向了一个纷乱无道的社会中，众生的面相和处境。

电影美术给杨国忠所处环境的描绘很有想象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堂里抄经拜佛，佛堂中布满一圈圈佛像和供物，甚至有个他用佛眼窥伺的镜头，这种设定与他的所作所为形成天然反讽。

在古代，寺庙就是皇家的政府机构，杨国忠的几次出现都是在佛堂之中，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在于将宗教的力量包装成统治的权力，整个寺庙都在他的独裁之下。

他自己可能也并非真正信仰，而是修阴功来消除业障。

在冷冰冰的任务面前，人物之间的情谊尤显温暖。

杜少陵的理想主义（“何不向前拼死一搏”），与李善德务实的态度（“我今天回去就跟娘子和离”）形成对照，两人的互动反映了理想与现实是相互的。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是跟利益捆绑的，却因为一句“人微言轻”，坏了友情跟利益，但在李善德一夜白头的无助时刻，友谊还是超越了利益，毕竟是“同袍”过的兄弟，能够逆水行舟，令人动容。

说句题外话，苏谅买马时之所以能与马共情，是因为那匹马是上届神驹的弟弟，也是一匹被哥哥压制的马。

李善德后来的戏言：“我也有一个压制我的哥哥”，正是他看穿了苏谅的心事，用一句轻巧的调侃道出了彼此间深藏的共鸣。

李善德和林邑奴的关系跨越阶级，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让林邑奴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

林邑奴对“去长安”的执念，代表了一种信念。

他在最后时刻牺牲护主报一酒之恩，仍吐出这三个字，着实悲壮，也提醒着李善德不要倒在失败的地方。

阿僮和李善德只想交朋友，不讲谈生意，两人都把“家”看得最重要。

荔枝林的砍伐，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破坏，更是族群精神根脉的斩断。

阿僮对家园的守护如同李善德对家的坚持，家始终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家也是李善德荔枝路上难以割舍的牵挂，他以木棉花象征对家的思念，格眼簿子的终点也插着它。

所以他全力以赴，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为了能够回家。

大鹏导演在制作特辑里说过：“如果说送荔枝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大事，那么带木棉花是他真正想做的那件小事，小事比大事在他心目中还重要。

”那夜的一骑红尘，他与妻女短暂相遇，竟无暇驻足，此时布袋撕裂（前面有交代这布袋是在悬崖边被砍了一刀），火红的花瓣拖尾飘散，好似烈焰照亮整条街。

此刻无须言语，就能触达心灵，成为全片最富诗意的浪漫瞬间。

故事没有停留在“成功送达”的虚假欢呼上，而是揭示了“面子工程”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且不合理的代价，社会资源被大量动用，而实际成本却由社会底层承担。

小说中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峙有了最直观的呈现，李善德依旧运用算学戳破杨国忠，质问他“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这里完成了自我人格的重塑，这是弱者对强者这种扭曲成功学的彻底否定。

结尾多个处理都留有余韵，没有去拍贵妃诞辰庆典的奢华，圣人与贵妃都是虚化处理的，镜头只聚焦于装盘的几颗荔枝。

在众多果盘中，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种受到冷落的虚无感。

这样的对比，具有高度概括性。

贵妃也只拍到她的唇，这一笑，或许是馋嘴之笑，又或是受宠幸的笑。

本片最震撼之处，就是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典故，是古人编织成的红颜祸水的谎言。

杨国忠说岭南的荔枝也就那么回事，不知道是谁在圣人面前提了一句，说岭南的荔枝比蜀地的好吃。

并不是贵妃想吃，而是有人给贵妃下了这样的断语。

在古代，“红颜祸水”总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男权社会最隐秘的暴力之一，电影抨击了这种思想。

那只伸向盘中荔枝却又收回去的手，绝非无心插柳，恰恰让贵妃自证了清白，为历史赋予了温度。

李善德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让人看到了由死向生的希望。

险些被杨国忠一杖打死的他，被圣人赐予的绿李换回性命。

圣人为什么送绿李？

因为李子和圣人（唐玄宗李隆基）同姓，李善德又因为一些水果而活了下来，好像是用水果（荔枝命）换了一些水果（绿李命）。

最后苏源说的人在长安的“大傻子老李”，当然是说李善德。

但作为观众的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同姓的圣人，毕竟那位老李最后带着贵妃跑路了。

李善德在长安的最后时刻已经看到了大唐衰微，发配岭南之后，长安进一步崩坏。

“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故事完成终极反讽。

李善德拼命维护的长安盛世轰然倒塌，而他在当初被砍的岭南荔枝林中载下新苗，泥土的芬芳覆盖了长安的血腥，看似流放的他实则获得了内心平静。

狂吞荔枝，是他对长安执念的祛魅。

过去只在画中见过，护送路上珍视如宝的荔枝，如今可以自由地为己所尝。

他终于摆脱了体制的异化，回归了生活本质，找回了人的本真，对权力中心彻底决绝背弃。

这呼应了现代人对“初心”、“内卷”及“生活意义”的思考，这个角色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

包括结尾处再度插入了开头那段意气风发少年郎的开场白：“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同样一段戏，出来的味道已截然不同。

最后再度出现了电影片名，也与开头的片名做出区分：前面的片名“长安”二字金光闪耀，后面的片名“长安”二字是血色蔓延开来，开场白和片名都采用了首尾对仗的做法，配合着结局的落点，心境早已不复当年。

大鹏导演这次在叙事方面有了十足长进，他的电影观念也在大大进步。

片中的光影效果，是基于影片故事情绪及摄影美学来创作的。

空间和地域感也很出众，既有长安宫阙的宏伟肃穆和压抑苍凉，也有岭南荔园的繁茂葱郁和生命张力，各阶层的角色贯穿起这两极。

对唐代官制的考究，上林署、司农寺、经略府等、还有长安各坊、岭南风土的异域风情，共同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氛围。

《黑悟空》作曲翟锦彦的配乐也很突出，特别是骑手与林邑奴并驰时出现的曲子，有种空灵、飘渺的意境，是气氛主导的氛围乐；陈楚生演唱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余音绕梁，彭飞的曲和唐恬的词珠联璧合，尤其是这首词，将古风和白话结合得自然，如誓言般，像是对自己的承诺，也像是在宣告一种态度，有种“士大夫精神”。

段落间长短句交错，有朗诵感，又富音乐性，从日常叙事到胸怀天下，节奏由缓入急，再归于平淡，很有戏剧张力。

《长安的荔枝》最大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历史故事的范畴，击中了现代人在职场中的种种境遇。

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体制内的个体挣扎始终具有相似性。

而人性的光亮，永不熄灭。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谢邀。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把荔枝运到长安，只是电影前半部的内容，发明了运输方法之后的事情，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

李德善对抗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整个大唐自上而下的“系统性Bug”仅仅是为了测试出荔枝保鲜的方法，就用了1500贯。

而后续，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赶上杨贵妃的寿辰，可谓是劳民伤财，累死多少人马，多少沿途的驿站百姓流离失所。

李善德结识的几位朋友，也因此被牵连。

真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有烽火戏诸侯，博妃子一笑。

李隆基这个畜生，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宰相杨国忠（刘德华饰演），只因是贵妃的兄弟，便手握大权，贪污腐败。

运送一次荔枝，就贪掉了25000贯。

李善德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由感慨万千。

李善德的好友，杜少陵，显然是捏他杜甫，号少陵野老。

杜甫的诗，就是在唐朝开始贪腐，进而转进安史之乱，国破家亡之后，同情生民疾苦为主。

马伯庸让杜甫来做李善德的好友配角，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骂封建社会的不公平，骂贪官，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肉食者鄙。

整部电影的商业制作水平成熟，节奏飞快，没有注水，前半段略有娱乐化俗世化，但后半段的升华，挺起了整部电影的高度。

以上是对电影的评价，接下来是对唐玄宗李隆基的评价。

总有人说大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能力很强，好坏参半但我觉得，这种论调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

在我眼里，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垃圾。

一开始读史少，直觉他是个垃圾，但不敢发表非主流的观点，后面读的越多，越觉得他就一人渣。

每个人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的盛世，鼎盛。

但非常反直觉——大唐李世民开国，精图励志，确实很强盛，但是传到唐玄宗不过百年而已，就差点灭国了。

开国626年，安史之乱755年，一共129年。

李世民结束战乱，鼓励人口生育和发展，把宫女还回民间，等等一系列措施，这有个发展过程，20年。

唐玄宗后期昏庸，享乐，任用奸臣，这又20年。

一来一去，鼎盛时期，不过80年左右而已。

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后唐在我眼里不过是苟延残喘。

开国的鼎盛，来自于东晋门阀政治协商拉扯，以及两百年混战的军事升级，而这些权贵到后期根深蒂固，必须被推翻重来。

黄巢更是把血洗贵族。

再说唐玄宗本人，很多人说他前期是个明君，后期是个昏君，老糊涂了。

这种看法就很不本质。

一个人昏庸的时候，才是他的真面目，才是他的本质。

他本身就是一个靠着阴谋权斗上位的小人，毫无格局。

汉武帝，唐玄宗，乾隆，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代表。

且，都是在前任皇帝留下的厚底家业的基础上，大肆挥霍而已。

盛世，并不算他们的主要功劳，败家，却是他们的真实功绩。

且，乾隆败家，却也兜住了，汉武帝也勉强兜住底了，李隆基，却根本没兜住，直接导致灭国级别的战争。

不过是一个混球，自私，昏君而已，毫无格局可言。

安史之乱，他要跑路，都不告知其他官员，导致许多官员都不知道他已经跑了。

满朝官员，长安百姓，都被他直接抛弃。

为了防止哗变，直接把杨国忠，杨贵妃丢出去背锅，赐死。

他的真实水平和评价，应该类似于杨广，因为他做的事，只有杨广做过。

而且，前期他做出来的功绩，也并不是亲力亲为，不过是任用了有能力的宰相而已，尤其是张九龄，可以说是能臣。

开元盛世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李隆基的，而是张九龄的。

但是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是好人，要杀安禄山，结果李隆基不仅没杀，还重用。

后期李林甫扳倒张九龄，昏君展现本色，任用安禄山，杨国忠，直接导致大唐完蛋了。

虽然大唐也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就很好的点明了大唐外表华丽，富有四海，内在不过是腐败奢靡，昏庸无道的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里，大唐鼎盛的一百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幻想。

但是，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垃圾，没什么好吹捧的。

另一点，马伯庸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典范，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反抗精神。

既你拿规矩，社会压力，律法，官僚形式，腐败贪污，人情世故这一套来欺压我，你们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各自有各自的贪婪和目标，但这都无妨我坚持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坚持长远的考量。

他的主角很常见的设定，就是明算科出生，也就是数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韬武略的治国方针下，数学理科不受待见，但是如今我们回头看，是数学物理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杨国忠要敛财，地方官要自保，没人关心任务本身。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可能”“规矩如此”，用既有经验来扼杀所有创新的可能。

但是，理性主义技术宅，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在数理技术的加持下，原本神仙也不可能把岭南的荔枝11天运到长安，李善德可以。

在数学计算下，你贪污吞并了农民的田，贪了就是贪了，几分几毫，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再难的田地构造，也难不过微积分。

而土地兼并正是王朝陨落的开始，象征着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杨国忠靠着所谓的荔枝转运，压榨农民，驿站，一年就可贪25000贯，唐玄宗贪恋杨贵妃后宫美色，贪恋享乐，宠信奸臣，百姓流离失所，驿站冒着死罪逃走，安禄山趁机叛国，最终国破家亡。

李善德玩命运送的，不是荔枝，而是王朝的催命符。

安禄山正是看到了这种从上到下的糜烂，才敢悍然起兵。

而最终，在马嵬坡，那个曾经为荔枝一笑的杨贵妃，成了玄宗推卸责任、平息兵变的替罪羊。

多讽刺。

开始于一个女人的笑，结束于一个女人的死。

而那个真正该为一切负责的李隆基，却苟活了下来，安享晚年，做太上皇。

什么大唐？

李世民是大唐，昙花一现的盛世。

李隆基，甚至武则天，都不过小丑罢了。

所以，别再迷恋那个虚假的“大唐盛世”了。

李世民缔造的辉煌，早已被他不成器的子孙挥霍殆尽。

剩下的，不过是一场“君王与小丑”的狂欢，直到黄巢的铁锅将这一切彻底荡平。

《长安的荔枝》最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宏大的、腐朽的叙事之下，总有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李善德失败了吗？

从结果看，是的。

但从精神看，他赢了。

他证明了，在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中，理性、逻辑、知识和不屈的意志，为众生悲痛的博爱，能创造出凡人的奇迹。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东西——不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像李善德这样，在黑暗中试图用理性点亮一盏灯的普通人。

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明，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

非常开心看到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还原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大唐，那些腐败，压榨，剥削的真相。

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海明威说，我只同意后半句。

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坚持讲道理。

用浪漫的理性主义，去对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李德善生为一个底层牛马，从小人物的视角，去一点点的扒开那个虚伪的盛世，看见内在的肌理——腐臭的不是荔枝，而是大唐盛世的虚伪滤镜。

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舟的水，是百姓的泪。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

所谓盛世大唐、锦绣长安，从来都与人民无关，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赞许称道那个遥远的朝代？

因为它荟聚了无数文人大家的热忱激情与诗酒才华，也集结了无数平凡读书人的青春抱负和理想宏愿，以及无数黎民百姓日子人的自强不息、晨昏辛苦。

然而历史已知，最终长安沦陷，大唐消亡。

而《长安的荔枝》讲述了李善德中年的败落与理想的消亡。

恪尽职守、正直清廉却被同僚坑骗陷害落于难题绝境，百折不挠、苦思冥想摸索出了运送荔枝之法终沦为了权势斗争的工具，明知这桩事肮脏荒唐但为了妻女无恙也还是要冲下去。

他见百株老树被砍伐、无数贫民不堪苛税逃驿离家、舍生取义相随的人马枉死于长安脚下，他用好友以命换命留下的白发残躯和最后一坛荔枝策马狂奔在灯火通明的宫门长街，殚精竭虑熬干心血九死一生得来的几颗荔枝是让人恸极反讥的笑话。

不过，当时的他回眸一看幼女和妻子饱含慰藉与心疼的泪眼，也只顾打马，奔向这场背负平民血泪生死闹剧的终点。

他本可以在这场弄权媚上闹剧中圆满谢幕，悄然隐去，但为心照可宣无愧天地间，为无数理仍在头破血流、命悬一线时发出了不需要回答也不会被回答的叩问“取之于民，用至于上，又何谈不劳一文”。

沾着血恨的荔枝催化着大唐衰败，而对黎民死生漠然罔顾的又岂止长安的荔枝。

后来，被发配岭南而幸免于安史之乱的李善德在荔枝树下泪流满面痛吃荔枝不止，哭得不是圣人权贵，哭得是寻常烟火万家流离失所，哭得是当年在长安寄托清白愿望的少年郎。

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热诚悲壮的故事自然值得大银幕呈现。

大鹏演绎李善德真的太有信服感和感染力了，淋漓尽致完美诠释了毕生努力理想宏愿崩溃于一瞬间的破碎绝望与坚守孤勇。

无论是被盘算前的清白质朴，去岭南万里跋涉的落魄潦倒，后来背水一战、双目猩红的殊死一搏，演得都太动人细腻。

最绝的，还是李善德后来满头白发、满面血污、耗尽气力、苦苦支撑在华灯明亮的宫街上策马奔驰，鼓声马蹄声渐起，就忍不住跟着哭，被一声嘶喊直击心门。

除了大鹏极具张力，其他演员也不差，特别地，素面朝天的杨幂好出彩，一双水汪汪的明眸盛下太多深情牵挂，太多泪水心疼。

还是宫街重逢那一场，两两相望泪眼，无语凝噎。

木棉花尽荔支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在电影中悲喜交集、荡气回肠的氛围里具象化了。

虽非主线的夫妻同命，感人至深。

一路走来到《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演员大鹏——尤其是演员大鹏，值得心悦诚服的五星。

对了，片尾曲《庙堂之外》真好。

年度电影歌曲+1，词曲唱演都是绝佳，但尤其唐恬老师的词啊句句入心，清雅，悲悯，且浩气长存，如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敬来路敬高山，愿我此生也能逐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无愧天地间。

电影《长安的荔枝》看过了，中国式公路片，值得一张电影票，但还可以更好。

电影的主题是讽刺朝廷腐败昏庸，男主最后冒着杀头的风险帮老百姓说话，所有情绪都到了，但是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其实可以把老百姓拍得再惨一些，这样才能首尾呼应，如果送荔枝的路上饥荒遍地，横尸遍野，山林间处处是劫匪强盗，男主看到了这一切一直隐忍，这样最后来到金碧辉煌的长安城，见到一个个贪图享乐的官员，电影这样收尾才有对比。

电影中百姓悲惨的情节都是几个镜头一笔带过，着重描写了研究荔枝如何保鲜的过程，偏僻岭南竟然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点繁华，在我大脑想象中，一个即将安史之乱的唐朝，可不是这样的。

另外摄影和剪辑都有很多问题，用了好多Ai画面显得有些掉价。

电影前半部分以喜剧为主，中间开始渐入佳境。

总的来说可以买票去看，大鹏对于电影的创作思考还是挺好的，不会突然强行上价值，这是国内很多电影都不具备的。

全片印象最深的，是贵妃生辰宴上还未碰触荔枝便收回的纤纤玉手。

这只收回去的手，算是为杨贵妃这个老背锅侠正名了。

当李善德带着仅存的那一瓮荔枝飞骑入长安，重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

当那些红彤彤的果子被小心翼翼地清洗，放在冒着丝丝缕缕白气的冰块上，垒成了一座小山，在无数宫人好奇、欣羡的眼光中穿过人山人海，被呈放到案上时，观众会愕然发现：它不过是贵妃面前无数珍奇水果中的一种。

甚至毫不起眼。

所以，贵妃看到它时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本来要伸出手拿一颗浅尝，也因为被安禄山之子献舞的热闹给吸引过去而收回了手。

这个镜头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不重要，贵妃吃没吃一颗荔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着「送荔枝鲜给贵妃贺寿」这一由头，有太多人可以从中得利了。

杨国忠为什么给李善德自己的腰牌去促成这件事？

不是爱妹情深也不是为了和鱼朝恩争宠（这个只是捎带），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可能很多人没听懂李善德最后跟杨国忠算的那笔账，我把原著贴上来：

简单来说，就是以运荔枝这个名目，从百姓身上榨取了五万多贯钱，其中三万多贯用来运输荔枝，还结余了两万多贯。

这「赚到」的两万多贯，是入了杨国忠的腰包，还是唐明皇的私库，那就是蝼蚁们所不可知的了。

而最终，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时，出来为此背锅的，却是那祸国妖妃，红颜祸水。

仿佛只要她不吃荔枝，这盛唐便可持续万年。

李善德只是一个小小的荔枝使，便从转运荔枝这一个项目里为「上头」找到由头赚了两万多贯钱，那么寿宴上那一桌子的水果，又是多少「XX使」花了多少钱送来的，又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简直不敢细想。

这也是为什么杨国忠轻飘飘地说了句：「要说那荔枝的味道，就那么回事吧」之后，却话锋一转说要将鲜荔枝办为每年的常例。

因为贵妃爱不爱吃荔枝是整件事里最微不足道的，他们只不过是「需要」找个借口为贵妃送荔枝罢了。

不巧立名目，他们又怎么捞钱呢？

就像到了清朝，宣统四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宫里一年的伙食费是白银16万1432两8钱2分，要知道当时溥仪已经退位，宫里只有太后和几个太妃，东北和华北的多处皇庄里每年还要上交大量粮食和野味，但也靡费至此。

这不是因为溥仪是个大胃王，一天要吃八顿满汉全席，而是内务府的采买从中可以操作的空间太多了。

据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宫廷所用的大葱报价240文每斤、菠菜300文每斤，而嘉庆元年的一份内务府档案记载，当时的葱每斤7文、菠菜每斤12文。

内务府报价注水是常事，即便如此，80年间报价竟然涨了几十倍，也实在太惊人了。

再对照清末民间物价的调查来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北京物流最不发达，物价最高的时候，但1斤羊肉的价格仍然不足宫廷大葱的一半，是菠菜的三分之一，可见内务府及相关太监的回扣拿了有多少，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据杨原《如果故宫会说话》）更别提著名的道光帝吃不起鸡蛋的故事了，毕竟内务府给他的报价是十两银子一枚。

《长安的荔枝》还戳穿了延续千百年的另一重谎言：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是下头执行坏了；上头是好的，只不过他老婆老吹枕头风；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总有奸佞小人蒙蔽他的双眼……总之，千错万错，都是下面人和身边人的错，「上头」不可能错。

要不说《长安的荔枝》要不是套个安史之乱的皮，恐怕都过不了审呢，这借古讽今的辛辣程度，真的是……说句难听的，老百姓最怕天灾人祸，但有的人巴不得年年黄河肆虐百姓流离失所，因为赈灾的钱粮又是一块大肥肉，得打破脑袋去抢嘞！

远的不说，就说那三年……

李善德去岭南运荔枝的这一路，见微知著，瞥见的是这个煌煌盛世之下制度性的崩坏。

当杨国忠说出「规则是留给不够强大的人的」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手中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难为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你说，这样的局面是一个手中无权的贵妃造成的？

贵妃可真背不了这么大的锅。

整部电影的人物关系全部都莫名其妙，没有一个能解释通的，李善德的老婆每次都打他耳光，李善德还爱上了他老婆的耳光，这是要宣传什么？

李善德和苏谅更加莫名其妙了，啥都没经历，李善德甚至可以说背叛了苏谅，但是苏谅最后还来救他，这不是过于理想化了吗？

作为一部讽刺黑暗官场的剧，这不是很站不住脚吗？

李善德和侗族姑娘也是莫名其妙，小僮为什么突然就愿意帮他了？

比如说小僮在做实验的时候为什么会同意砍树？

作为一个养荔枝的人，怎么可能同意砍树？

我们养花都舍不得把花摘下来啊！

如果没有这些关键人物的帮忙，李善德如何做出转运荔枝的方案？

尤其是苏谅，这是男二的位置，却交代得这么不清不楚，不能用电影时长不够来带过吧？

如果电影时长不够就可以连最主要的配角都不用交代清楚，那电影好坏的底线在哪里呢？

整部电影人物关系莫名其妙，情节故意讨好，比如说打耳光，故意设置这样的情节来逗笑观众，还有一些其他的情节也是，想故意加一些搞笑的成分，结果不伦不类。

导演可能还想延续年会不能停那种搞笑+讽刺，结果这种严肃的古装剧和马伯庸那种严苛的细节控根本不适合，就像高考时穿旗袍的爸爸们一样又滑稽又不合时宜，既侮辱了旗袍又折损了男性的风采。

我当 逐明月枕清风 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我当 工有所偿 学有所用 无人欺我无依傍我当 敬来路敬高山 敬春日花开花落的街巷我当 敬那庙堂之外的月光我当 逐明月枕清风 一身坦荡明晃晃斥魍魉我当 工有所偿 学有所用 无人笑我不自量我当 见长河水汤汤 谁千古留名不过纸半张我当 赴那无名无状的月光大傻子老李： 总觉得如何称呼你，都会显得生分，就且容我以苏谅的方式称呼你吧，也算是与我曾被称为“蠢奴”有一番呼应。

生死相别已有一年，如今，你已被流放岭南日日种荔枝，阿僮虽尚未原谅你，但她也不过嘴硬心软，她知道你所受之身心折磨难以言喻，终是会对你放下成见的。

其实，我见你如今这番，心中多少有些欣慰，于你而言，这或许已是得以安度余生的最好方式了，可以让你在运送鲜荔枝时白的头发，能生出几缕青丝来。

然而，当你自苏谅兄长口中得知安禄山叛乱，朝廷溃不成兵，长安已经沦陷时，你那经历一年才难得平静的心，终究难以自持又起了波澜。

独自一个人到荔枝林中边吃荔枝边哭，你是不是想起我了，是不是想起我们这些为了运送荔枝而牺牲的伙伴们了，是不是想起了那些因运送鲜荔枝劳民伤财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们了？

你会不会想象圣人从长安落荒而逃时是何等狼狈不堪？

若不是他的昏庸，岂会有那么多事端，从长安到岭南这一路多少佞臣从中贪赃枉法，皆因他的贪图享乐，甚至无力对抗这些死而不僵百足之虫的你，也难逃一分罪责。

你会不会有一刻埋怨安禄山？

若是早一年起兵，或许我们这些人虽会经历乱世，或许多几丝苟活于世的机会。

大傻子老李，你是真傻，若你问我，我便会告诉你，我不愿以“林邑奴”苟活长命百岁，我宁愿以“林邑人”在正当年华死去。

你还记得吗？

你我的首次相遇，是在岭南经略使府中。

那一日，我因弄丢了孔雀，被赵辛民用鞭子抽得血肉模糊。

这原本不过是我挨鞭子日常中平平无奇的一日，直到你风尘仆仆而来，向经略使共商运送鲜荔枝回长安之法，却也一来便先挨了一顿揍。

后来，我们遇见苏谅、阿僮等人，共同经历的种种，那一日的难堪，反而有些绝处逢生之感。

我甚至想感谢将我和五府通行符牒一道丢给你的赵辛民，哪怕他总拿鞭子抽我，哪怕他总是叫我“蠢奴”，哪怕他只是想让我当探子暗地里传消息，但是自我跟上你的那一刻，我的命运便再不是奴隶。

做探子之事，我一直未向你正式道歉过，而你也并未放在心上，或是你深知我对赵辛民的恐惧，深知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深知你我在日夜相处中的情谊并非虚妄，你我皆付出了真心。

至今，我仍忘不了你敬我的那一碗酒。

奴隶的喉咙只配吞咽馊水，哪敢碰主人的酒碗？

可您硬把碗塞进我哆嗦的手里，酒滚进喉咙时，我浑身都在发抖，你拆掉了我心中看不见的枷锁——主奴之间的高墙，不过是一层薄纸，而你亲手撕碎了它。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敬酒，被当作“人”看待，被当作“朋友”对待。

那一碗酒于我而言，就是当“人”的滋味。

也是那时起，我才真正相信你会带我回长安，我才真正对长安心生了向往。

然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无人会知道那寥寥几颗鲜荔枝的红，是由多少人的鲜血浸染而来。

长安于我始终太遥远了，我们翻山越岭、跨江渡河，我拼死报信，你一夜白头，也还是在长安城外中了埋伏。

焚烧的烈火，凄厉的哀嚎，一坛坛荔枝破碎的声响，充斥着那个悬崖边，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遇害，只剩下你我殊死一搏，最终，我未能随你抵达长安。

你我二人皆为被这世道磋磨的可怜人，你是第一个将我视为朋友之人，亦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朋友，为此生死无惧，跪着活百年，不如挺胸做一刻真的人。

后来你离开了吃人的长安，为我立了墓碑，刻的不是“林邑奴”，而是“义友林邑人之墓”。

这座墓碑于我是何等的贵重，你仍记得我，将我作为你的朋友记得，我也有名有姓，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一切已是我此生莫大的值得。

所以，大傻子老李，我从未后悔过，你也莫要为我等悲伤。

若有不舍，那就每年将新酿的荔枝酒洒在墓碑前便罢，让我也可一品你种出荔枝的鲜甜，足矣。

岭南旧友 林邑人遥遥一抬手 致万乡 致盛唐致我生如尘 世无双 风一扬愿这世间王侯与稚儿 皆可沐朝阳我敬 千军万马蹄下 那朵花我敬 燕儿满口泥 安的家

1.杨幂除了在片中扇巴掌，实在担不起煽情的重任，角色扮演很无聊2.白客饰演的商人，只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并没有给人一种兄弟情长、义薄云天的感觉，所以后面大鹏背叛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到伤心，毕竟当时他对大鹏也只是用做生意的态度来对待，只是想完成自己的梦想3.庄达菲饰演的女主，在家里种的树被砍的时候，完全没有演出来那种撕心裂肺，哪怕拿着刀上去捅，都没有给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另外，为什么她不喜欢城人谈生意？

仅仅是为了表现她比较淳朴嘛？

4.张若昀饰演的杜甫意义何在？

仅仅是为了后面出现杜少陵的诗集吗？

感觉这个角色哪怕不是杜甫，也依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5.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个小孩儿，肯定不是李白，因为“长风破浪会有时”出自李白的《行路难·其一》，写于公元744年，李白当时43岁，所以，这个小孩出现，只是为了后面展现长安被破时多少有希望的孩子丧命战火吗？

6.踢皮球的那一段，是不是与历史不符？

毕竟大家都知道蹴鞠是宋代的东西，当然这个片子很多地方都不符合历史，毕竟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取荔枝7.里面的各种明星大腕是真多，连贾科长都来客串。

8.开心麻花的人也来了不少，有些片段 感觉大鹏在模仿沈腾，这片子要是沈腾来演肯定卖得更好😂